要想真正达到环境治理的目的，应该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限停产不应“一刀切”;二是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上，应从根本上考虑有些地区的产能退出或转移;三是环保部门在环保标准制定和错峰限停产节奏的掌握上要考虑连续性和前瞻性。
随着采暖季临近，钢铁行业的环保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自去年底至今，环保部出台了多个相关政策——《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今年以来也抽调了大量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力度空前的环保督察。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对环保工作不达标企业“零”容忍的态度和打好“蓝天保卫战”的决心。
围绕京津冀地区秋冬季节大气污染防治，多个重点地区也发布了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及限停产方案，并且均涉及到钢铁企业。日前，原国家冶金局副局长、全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在接受《中国冶金报》记者的专访时表示：“做好环保工作的根本是狠抓环境治理和控制污染物总量排放，而目前的限产政策只应作为权宜之计。”
钢铁企业环保投入持续加大
赵喜子表示，通过对安阳、邯郸、唐山、石家庄4个城市100多家钢铁生产企业的调研发现，各地政府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态度坚决，企业的环保投入在逐年加大，而且各企业都在把污染物达标排放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认真组织限产。
“安阳、邯郸、唐山、石家庄4个城市的钢铁产能在2.2亿吨左右，占全国钢铁产能的1/4，而且基本都是长流程企业，废气和颗粒物排放量大，是环首都地区污染治理重点。自党中央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保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后，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和钢铁企业都非常重视，认识到环境治理、绿色发展是国家战略，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赵喜子说。
“安阳正在改变上半年‘一刀切’的做法，实行‘一企一策’，差别化限产。安阳对11家重点钢铁企业制订了107个深度治理项目计划，预计投资41亿元，目前34个项目已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安阳市政府与企业签订责任书，明确环保过程中的责任区分。邯郸市政府按钢铁企业环保、能耗、效益、质量、安全等指标，结合规划、土地、社保、税收四个‘杠杆’，列出18项指标，对全市钢铁企业进行综合评价排序，实行差异化限产，加大对超标排放企业的处罚力度，直至责令企业停产、关闭。今年该市安排29家钢铁企业开展了313项治理工程，所有企业均在8月31日前完成了治理任务。唐山市将污染防治工作列为市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制订了《唐山市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专项实施方案》，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对所有钢铁企业进行整体评估，核实高炉、焦炉产能和环保绩效，按企业环保绩效水平和能耗、水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指标加权打分，实行‘一企一策’‘末位淘汰’。唐山市将限停产与去产能结合，2016年已完成炼铁和炼钢共3100万吨的去产能任务，今年计划去除1006万吨产能，并准备在采暖季到来之前提前完成。”说起几个重点城市在钢铁行业环保方面的做法，赵喜子如数家珍。
近几年来，钢铁企业对节能环保、绿色发展重要意义的认识逐步提高，“把环保放在第一的位置”成为钢铁企业的共识。2014年以来，企业普遍加大环保治理投入，狠抓达标排放。赵喜子介绍，根据全联冶金商会2016年的调查，全国重点民营钢铁企业2014~2016年环保总计投入500多亿元，企业吨钢环保成本从2014年以前的70多元上升到100元左右。今年以来，钢铁企业按环保部颁布的企业排污标准继续加大投入，吨钢环保成本进一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安阳、邯郸、唐山3个市的重点钢铁企业大多数吨钢环保成本已经上升到120元。安阳新普钢铁公司吨钢环保成本已经上升到140元，安阳钢铁集团吨钢环保成本达到220元，德龙邢钢吨钢环保成本为150元，这些企业均已实现达标排放。安钢下半年按先进标准再投资30亿元，实现高标准排放。
限产“一刀切”严重影响企业环保积极性
“在‘蓝天保卫战’中，各级地方政府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态度坚决，企业的环保投入和环保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但是，也发现了许多新问题。比如说，有些地方政府在限产过程中采用‘一刀切’的做法严重影响了企业环保积极性;频繁限停产严重打乱企业生产平衡，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环保标准修改频率过高，限产计量方法的科学性有待考证;通过限停产能否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有待探讨;城市居民供暖受到影响等。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赵喜子说。
赵喜子指出，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省事，将上级环保部门下达给他们的指标“一刀切”分配，不分好坏优劣，不管排放水平是否达标，平均分摊到每个企业，要限都限，要停都停。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严重挫伤企业环保积极性，特别是环保治理好的企业意见很大，说“反正都限产，环保别再投(资)了”。
钢铁生产流程是连续的，大型设备必须稳定运行。上半年，由于环保管控指令频繁，而且时限紧，经常要求1小时内急停产，“不停产就抓人”。生产设备“被迫频繁停止、启动”，容易造成设备事故。仅安阳一家企业上半年就发生设备事故14起，同比上升50%;吨钢设备检修费从去年的35元升高到91元，增加检修费3500多万元。赵喜子对此深表痛心。他沉吟片刻，表情凝重地说：“由于高炉停产导致炉体急冷急热，有两家企业高炉出现裂缝和烧穿等情况，差一点出现类似1990年酒钢高炉垮塌铁水烧死多人的严重安全事故;同时，煤气管网压力波动大，甚至出现负压，进入空气将引起爆炸等事故，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频繁的限停产严重打乱了企业生产平衡，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大大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
如何衡量限产?环保部门规定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来衡量。赵喜子表示这种计量方法并不完全准确。他指出，现在钢铁企业节能措施完善，普遍实现了负能炼钢;自发电率普遍超过50%，有的超过80%，总用电量中，外购电量占比很少;企业限产后，煤气产生量和余热减少，自发电量相应减少，而外购用电量比例增加。因此，将用电量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减产的指标，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高炉限产情况。
“由于限产是硬任务，企业包括地方政府容易将注意力放在限停产上而忽视减排本身，产生‘完成减产指标就是完成减排’的错误解读。而且，即便采暖季实现减产，全年实际产量并不一定减少。”赵喜子指出。安阳、邯郸、唐山、石家庄这4个城市钢铁企业粗钢年产量在2亿吨左右，采暖季4个月的产量约为5000万吨，减产50%约为2500万吨，相当于4个市全年减产12.5%。一般来说，企业为了降低减产损失，会将高炉检修期尽量安排在采暖季，而在非采暖季开足马力生产(有些地方高炉产能利用率目前已经达到90%以上)。正常情况下，企业将冶炼强度提高，产能充分发挥，全年产量增长10%是可能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采暖季节产量减了，但全年产量没有减，污染物总排放量也没减。这违背了我们以限产达到减排目标的初衷。赵喜子进一步指出，有焦炉的企业在限产50%时需要将焦炉出焦时间延长至40多个小时，结果由于结焦时间超过20个小时后不产生煤气，炉门无游离碳密封，冷空气进入炉内，温变使硅砖开裂，煤气串漏，反而会造成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做好环保工作须从3个方面入手
未来的环保工作应该怎么做?赵喜子认为，要想真正达到环境治理的目的，应该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限停产不应“一刀切”;二是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上，应从根本上考虑有些地区的产能退出或转移;三是环保部门在环保标准制定和错峰限停产节奏的掌握上要考虑连续性和前瞻性。
“限停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减排，因此对企业限停产的管控应科学、精准，一定要与抓环保治理、与企业的环保指标挂钩。”赵喜子说。政府要加强协调沟通，减少单纯的行政命令，尽可能给予企业整改机会，尽可能减少企业的经济损失。“环保再好的企业也不可能‘零’排放，因此，在钢铁生产企业密集的地区排放总量势必会超标，所以，控制、限制企业的排放量才是环境治理的根本途径，而不是只要排放总量超标的城市就‘一刀切’，目前的限产政策只应作为权宜之计。但落后企业、僵尸企业必须停产、淘汰，环保差的要多限产，环保好的少限产。”他强调。
赵喜子指出，钢铁行业是河北省能源资源消耗最大的行业，河北钢铁产能又主要集中在唐山和邯邢(邯郸、邢台)地区，虽然近两年去产能任务完成得不错，但排放总量还是超标，因此只靠季节性限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环保部门应明确这两个地区由钢铁生产形成的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到底有多少，然后据此确定钢铁产能限值，如果超过限值，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该地区钢铁企业退出或转移计划，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为鼓励产能转移或退出，国家应按《物权法》给予充分合理补偿，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提高去产能积极性。因此，此次采暖季对重点城市钢铁产能限产50%的同时，应将减排捆绑在一起考核，而不是限产和减排分开，形成“两张皮”。2017年以后应过渡到完全按企业排放考核，同时政府按总排放指标制定去产能长远之策，由国家层面系统管控，区域协调齐抓共管，优化产业布局，切实转变高能耗发展方式。
赵喜子说，在调研中，有很多企业反映今年2月份环保部门要求所有企业于9月份之前必须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的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到了6月份又修改标准，要求明年6月份按新的标准执行。企业按照2月份的要求进行环保装备建设，6月份，环保标准改后，企业的环保装备也得跟着改，造成浪费不说，建设周期也跟不上。“环保部门制定标准要有前瞻性和连续性，不宜频繁更改、‘翻烧饼’，否则企业无所适从。环保部门应在实现路径和技术支撑上为企业多做指导。”赵喜子建议。
在错峰限停产节奏的掌握上，赵喜子建议环保部门与气象部门加强沟通，提高气候预报的准确性，尽可能地降低限停产频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损失，减少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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